在探讨一个高智商且拥有丰富资源的人，究竟会走向何种极端时，我的经历给出了答案。识破伪装并非易事，我的体会是需要经历三次接触。我曾与不少行业精英交流过，但让我深感恶心的，是恒大总裁夏海钧的行为。通过北京的一位高层朋友，我与他相识。当时，夏海钧身处恒大，正值其事业巅峰，位高权重。我在上海宝钢拥有一块地产，通过与宝钢的合作，我联系到了恒大，共同开发项目。我方在设计方面投入了不少资源，聘请了专业团队，并获得了市政府的支持，同时还有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公益投资，准备建设一所“中美友好大厦”。

就这样，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在2018年实现。老夏显得极为傲慢，开始会议时我等了他足足15分钟，他甚至不把我放在眼里，走进会议室也不打招呼，仿佛迟到是他的应有权利。这样的初次印象让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许多应有的礼仪，令我大失所望。

第二次见面时，他等车时背对着我，目光却投向了公司前台的女员工。她们在修理坏掉的打印机时，无意中露出了些许皮肤，而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中流露出明显的骚动和不怀好意，这让我对他的品德有了更深一步的判断。

第三次则更加毫无顾忌，他竟然指挥下属盗取我的PPT，去掉水印后将其修改成“恒大独家”计划，试图单独与上游合作。当我得知后立即质问他，他竟无耻地拒绝承认，此后又试图用小额资金来收购这个项目。所有的资源都是我的，他竟想趁机夺走，令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然而在他看来，我不过是个小角色。我虽感到愤慨，但却从未放弃，持续跟踪收集他的动向。2021年，他意识到危机来临，果断抛售了价值逾1300万股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股票，套现1.1亿港元。六个月后这些交易才被披露，显然他是利用香港上市规则的漏洞为自己争取了大量的资产转移时间。与此同时，他还出售了大量美元债务，几乎全部以折价出售，现金流高达3.6亿人民币，这显示出他早已对恒大的偿付能力失去了信心，宁愿亏本也要兑换成流动资产。

更为隐秘的是，他通过 offshore 公司的名义代持恒大股份，成功逃避监管，套现超15亿港元。这意味着，在出逃之前，他的资产已经隐秘地转移了至少20亿，加上多年领取的薪酬，共计可达到40亿人民币。他的手法特征鲜明：第一，利用非公开信息在市场动荡之前撤离；第二，分散出售以避开监管视线；第三，利用信息披露的滞后和 offshore 结构的隐蔽性，这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一种“盲区”利用。这些操作的出现，也促使监管机构开始收紧高管减持和离岸架构的监管政策，给予普通投资者以借鉴之鉴。

作为恒大二把手，夏海钧转移的资金或超千亿。香港法院对他的资产采取了约600亿的冻结措施，这并不包括他在美国隐匿的资产（约18.7亿已查明被进一步冻结的资产），以及事先套现的10-15亿现款，长期薪酬的部分也资本化转移。

尽管如此，夏海钧如今却依旧安然无恙，生活在加州的阳光下，毫无顾忌地打着高尔夫。他推动了恒大的上市，并以其主导下的操作质押了80%的资产。他在恒大内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是个副手，或许真正主导的背后的高手另有其人。许家印尽管也参与了资金转移，但未能如他般逍遥自在。夏海钧由于其离奇出售香港豪宅而暴露蹊跷，最终在2024年以亏损7800万元的身份被法庭揭发。

香港司法对于夏海钧采取了“玛瑞瓦禁令”，旨在防止被告转移资金，以确保在判决之后能执行。然而，夏海钧却与其法律团队多次巧妙地利用香港法律的漏洞，使自己逃避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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